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i）的觉醒，就因为她要逃离一桩父母指定的嫁给俄罗斯富商的婚事，逃往伦敦的过程中，她在巴黎停驻了一下。虽然她旋即去了伦敦并结婚生子，并且去了一趟美国，但很快她就回到了巴黎。此时她已经32岁，带着一个孩子，结识了Paul Poiret，开始学习做衣服，与香奈儿（Gabrielle Chanel）展开了1930年代的时尚战争。
这一切都是她「逃离」之后（所谓出走的决心），自己选择的道路，而香奈儿几乎是被命运推动的——当然，她有极好的嗅觉、天赋，以及底层出身的那种进取野心。若没有这些，纵使天命垂怜，她可能也抓不住。
这两天看关于香奈儿的书、电影、纪录片，虽然一方面很强调她在时装业掀起的创造性、革命性，但同时也深深地感觉到，她一生都活在交际场。我非常奇怪的是，贫穷的出身并没有让她感觉到自卑，反而越挫越勇，她的自信是谁给的？
香奈儿也从来不受道德束缚——一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塑胸衣，夜总会卖唱女的背景也没有给她带去困扰，就像二战时她与纳粹军官的关系（香奈儿公司甚至都没有否认她曾做过纳粹间谍的历史）并没有阻碍她在1954年的「重生」——21世纪初期，她的继任者卡尔·拉格菲尔德以此为题为她拍了一部25分钟的短片。
以今天中国人的角度看，实际上香奈儿是作为一位卖唱女——近似于风俗场合的红尘女，抓住了偶然遇到的一位对其有意思的富商，紧紧地抱住金主爸爸的大腿，做「二奶」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包养她的金主爸爸（确实给了她一直缺失的父爱）还给她买下了巴黎康朋街的一个铺面，好让她去开帽子店——这在最近二三十年的中国不是很普遍吗？电视里都有上演这样的故事。而特别争气的是，作为二奶的香奈儿非常厉害，开店后她很快嗅到了首都上层阶级的流行风向：他们真正喜欢的地方是海边度假胜地，比如杜维埃（Deauville）——1910年代法国的阿那亚。她跟随着那批贵妇们，与自己的英国情人去了杜维埃，并用他的钱在杜维埃开了一家真正的时装店，大受欢迎。一切都很顺利，她马上又敏锐地嗅到了另一个流着金钱、时髦、品味的伊甸园：靠近西班牙巴斯克地方的比亚利兹（Biarritz）。
《嘉柏丽尔·香奈儿：时尚宣言》中说，1910年代的比亚利兹，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我们说「欧战」）的空前血腥吓坏了的欧洲各国贵族所选择的避难天堂，巴斯克富商、俄国贵族、英国工业家、法国的皇室贵胄等等，这些有钱有闲的阶级，不是在比亚利兹的海滩上，就是在高尔夫球场，似乎在这里还有19世纪生活方式的最后一抹暖阳。香奈儿在这里大发横财，她日后所有的创作痕迹，都能在比亚利兹的生活中找到：运动的、休闲的、舒适的、自由的，包括交际花（flappers）的风格。如果没有她的创造力（才华），没有底层人的上进心（勤奋），以及天生的社交能力，纵使遇到了时代的运气，她也抓不住，更没能力闯出一片天来。
这种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迎面撞到了夏帕瑞丽。1920年代是香奈儿的天下，但30年代她开始变得如老狗般蹒跚，做啥啥不行，时代的运气已经离她而去，此时的宠儿是她口中的「那个做衣服的意大利人」。夏帕瑞丽的创造性、艺术天赋、家庭出身实在太过于耀眼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香奈儿也有同样的创造性，只是出身比较低微而已，而这并没有成为她的阻碍/陷阱。她一生浪荡、野心勃勃，经常谎话连篇，热衷于与权势者玩弄游戏，但对于自己的工作又极为用心——她对人也应该很用心，毕竟懂人心者才有可能弄人。这在1930年代的价值观中并不受大众的喜欢，而夏帕瑞丽那种天马行空般的创造力实在太能攫取到媒体的关注了。如果不是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香奈儿大概率是会中落下去，但谁能想到，她不但撑过了二战，包括战后对她的诘难，到了耄耋之年的71岁居然还在发表新系列，迎向生命的第二春（或第三春）。她让我想到《飘》中的女主角斯嘉丽，那种来自土地的、顽强的生命力，人生快意的时候一定要追逐那些「泼天的富贵」，而惨淡的时候极其能忍耐，能顽强地度过艰苦时刻，甚至一旦有机会还能马上抓住，重回人生之巅。
所以啊，还是重复我上次的那句话：只要别死掉。
（以及，总是有机会的，但你得能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