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侯孝贤的引退

昨天忙着干活,侯孝贤的引退新闻,未有所动,今日补上一说:侯的电影我没能看全,但最大的影响,还是《悲情城市》,1989年那个特别年份的出品。

以前看有影评人说此片的,主要侧重在其议题,意思《悲情城市》是台湾人主体意识的凝结或归依之处。另有贾樟柯、是枝裕和等人,视侯孝贤为电影上的父亲,重视的是电影方法,尤其是镜头语言里的东方性,譬如远距离的审美,打架等动作戏发生在远景中,甚至自行消失,观影人就像在看一幅山水画,“山市晴岚”之类。

对我来说,似乎也是偏后者,即真正的影响是审美,片子里的一切,都让人击节叹赏,仔细思想一下,貌似真正比较触动的,是片子里的风俗、容貌,二战后东亚社会的一瞥(应该不是一瞥,是一个端详、凝视、盯着)。比如二弟从军,全家披挂条幅,送其出征,那白白的布条,从上贯下,白底黑字地写着大字,竟然有种悲怆感。梁朝伟结婚时的穿着、夫妻俩等车时的妆容,都是那个时代传统东亚社会大的仪式感,我觉得这种仪式感都有类似葬礼上的“披挂”意味,高高举起,低头默行,极其东亚。我可能觉得,这就是所谓“东方性”的来源。

《悲情城市》把那种日常生活里的非日常(时代巨变带来的),尤其是所谓“悲情”拍得特别美:既有中国人的高高举起、喧嚣、哭天抢地,又有日本人那种隐忍、沉默,他的方法真的可能就是“距离感”:打架都搁得远远的。

距离感,可能是我这类情绪化人类、易感人群所能采取的一种方式,有距离才有安全、自在,以及美。

(原文发于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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