撮箕与鳖

「如果说江西的地形更像是一个盆地，那么湖南就是一个北部开口的簸箕形。」

刷到「地缘看世界」的一篇讲述荆南四郡（即湖南）的文章，用簸箕来形容湖南，这是头一次看到，以前都是用「马蹄形」形容。

「簸箕」是北方词，湖南本土用词是「撮箕」，长沙念 cuoji，益阳念 ceji——这是听抖音上一位叫「老街的老彭」（@laopeng001）的益阳作家说的。据说「撮」其实就是长沙人喜欢说的「策」这个词的本来用词，这已经是受媒体影响的新长沙话了，老长沙话里还有「撮把子」这样的形容词。长沙和益阳都是「新湘语」地区，即受官话/普通话影响较大，而娄底、双峰一带是更有本土色彩的「老湘语」，不知道娄底话是怎么形容的。只是觉得撮箕这个词自带泥土味，很农业。

我的意思是，可能在湖南的土著人/原住民的语言里，没有「撮箕」这个词，或者有类似的工具但其词语是什么，不知道。湖南的土著是讲侗傣语的，上古称杨越或山越，后世为瑶族、侗族、苗族（可能还有畲族）。这些被称为「越」的土著人，生活中有两个重要内容：稻谷、渔猎，大体上他们属于半农半渔的民族，这其中可能有「撮箕」这类以竹子编制的盛放物品的农具，但不晓得苗瑶、侗傣语言中是怎么称呼的。

这里就说到我以为湖南的两个文化地层：底下一层是越文化，湖南最本土的、原生的文化，上面一层是楚文化，是覆盖在越文化之上的外来文化，不过此后楚极大地塑造了湖南地区的本土文化，但是如今不但「越」不见了，连「楚」也基本上消失殆尽了。这两层之上，当然就是今天湖南地区的主流：汉文化。譬如从语言上说，湘语（即所谓湖南话）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古代楚语的继承者，但湘语在明代开始分裂为新、老两派，前者为长沙、湘潭、益阳等接受北来官话影响的地区，后者为闭塞、遥远的湘中山地如娄底、双峰、邵阳一带。现在不但老湘语出现了衰亡危机，连新湘语也越来越衰弱。而原本为楚语所覆盖的那层越文化，就更加杳无踪迹了。

但有个地名可能保留了本土越语的痕迹，这就是长沙。据本地学者研究，「长沙」这个地方最早其实就是一片白沙滩，因此「沙」就是长沙的本名，也是当地部落名，其前缀「长」是越语中的一个形容词，虚词。按我的理解，如果真如学者形容，「长沙」这个词就如同「俄罗斯」这样的词一样——本来应该叫「罗斯」的，但无奈经过蒙古语转了一道手，硬是要加个毫无意义的「俄」字才能正常称呼，以至于今天汉语直接用「俄」取代本应所指的「罗斯」（私以为觉得「罗刹国」更适合汉语）。

据说「长沙」这个词语的第一次被记载，是在《逸周书·王会》中：周朝创立不久，营造新都城「雒邑」（即今洛阳）时，有一方国前来朝贡，贡献的物品中有「长沙鳖」……

敢情「鳖」这个词从3000年前与长沙不分彼此，难怪长沙话中的骂人话「乡里鳖」是如此深入人心，真是自古以来，「熨斯巴帖」了。

总之这个可能叫「沙」的部落（方国），在周代刚开始时，属于来自遥远南方的「野人」（按周人习惯称呼），是文明世界之外的野蛮人。这个部落（或这些部落）应该很早就跟中原发生关系了，至少商代很多青铜器就产自洞庭湖以南这个被叫做「湘」的沿江地带，很有可能是一些商人在这些地区建造的炼铜厂所炼制的，比如四羊方尊所出土的宁乡一带。当时「江」以南的地方盛产铜矿，而青铜器是商代文明的象征，商人远道而来，他们必须攫取这些矿物。于是一种类似地中海迦太基人的殖民模式应该形成了：商人对南方长江流域尤其是江汉平原一带进行了殖民，这种殖民地应该是点状的，即只有人数极少的商人，控制了本地操越语的族群，驱使其从事青铜器的冶炼、贸易、运输等生产活动。「沙」应该是其中归顺得比较早的族群，他们对殖民者产生了长久的依赖——一如印度对英国的依赖。然后一个新的大朝取代了商朝，于是「沙」部落派人带着本地盛产的宝物「鳖」，一种渔获，进献给北方新朝，并被北方的文字记载为「长沙鳖」。

彼时那个遥远的南方湘江沿岸地区，应该有越人部落建造的城池——真的是水池围绕的城市，类似于城头山、良渚……良渚就是侗傣语的文明，城头山也绝非汉藏语文明。长沙往往自称有「3000年建城史」，那么3000年前最早在这片白沙滩上建立城池的，一定是那群说侗傣语的族群。

（另据官方史学，越人之前，本地还有一个三苗文明，其代表为蚩尤，与尧舜禹争雄的，三苗之后，地方为杨越语民族所据，而出现以虎为图腾的方国部落「虎方」，大概与所谓「沙」的部落同一时期，接着就迎来了楚人的征伐。）

楚人南征一般认为是春秋晚期，为楚国最强盛时，这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殖民。此前商的殖民是贸易据点式，类似葡萄牙对澳门、果阿的殖民，移民很少，主要做贸易，而楚的殖民是经过血腥征伐之后，楚人的大量涌入，楚人杀掉土著男性后，与当地女性结合，「楚」与「越」形成类似墨西哥式的混血文明——即屈原所歌咏的那种湘资沅澧流域的文明：不同于土著的百越，也明显迥异于中原的诸夏，以「楚辞」为形式与北方的「诗经」形成强烈对比，并深深影响了汉代主流文化。

楚语即依照越语称呼这一带为「长沙」，大致指洞庭以南、衡山以北的盆地，秦人灭楚后在此建郡，即沿用名为「长沙郡」，汉代变成「长沙国」——马王堆墓即为长沙国的丞相利苍及其夫人辛追之墓。总之，「长沙」这个越语词成为了一个汉语地名，今天已经再普通不过，丝毫看不出「外来语」的底子。

此后的文化地层可能还有：两汉时期的武陵蛮、永嘉南渡之后的中原汉人，隋唐时期的长沙蛮动乱，五代十国时马家建立的楚国，一直到宋代熙宁年间的开梅山，这都是一层一层的外来汉人与本地原住民之间的文明冲突、抵抗与文化覆盖。梅山之后，原住民的文明在湖南土地上就属于少数了，此后湖南地方就成为汉地十八省（即所谓中国本部）之一——但本土民族的反抗仍然在延续，一直到沈从文幼年时在凤凰城（当时叫镇竿）的河边上看到堆成山的人头，那是苗人抵抗中原王朝的最后一次血的印记。（或者「湘西剿匪记」也可视为本土民族的一次反抗，「匪气重」也是反抗性格里的一种变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