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给阿嬷的情书》中对戏剧性情节的“轻量化”处理方式，尤其典型的，是两次重大变故。一个是1978年收到“全家福”时，正在做刺绣的阿嬷接过照片看了一会儿，自语道“这么久才告诉我”，然后将照片放一边，继续做针线。另一个变故是2023年，孙子在泰国发现阿公早在1960年去世，他死后寄来的侨批都是一位名叫谢南枝的女子所为，但她并非“二奶”……得知真相的阿嬷，起身说“我去看看橄榄菜凉了没”，一个长镜头拍了她和儿子撑着伞，缓缓穿过落雨的天井。这样的情节大变故，导演处理得很克制，或者说很细水长流，很日常。
从审美上来说，就是很中国，就是那种“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的处理。就是那种将思绪变迁等情感之事，与日常生活细节交织交融在一起的方式，人事与俗务，不分彼此。中国的古典诗词与民间故事，都有这个特点，寓情于景。在父辈及以前的那些世代，他们的生活与故事中，都是如此。譬如亲友相遇，中国人（乃至东亚人）往往只问及穿着吃食等俗事，那年在哪里如何如何，不会像其他文明中那般直抒胸臆，直接表达我想你如何如何之类。“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情事按下不表，却说今日餐饭味道如何。在生活与思绪的交杂中，前者似乎更加重要，能拿出来叙说，“正常人谁写日记啊”。因此在中国人的世界中，情感与价值的追求是次要的，是看不见的，能看见的是“努力加餐饭”，是日常俗事、人情世故。这种务实的、不问价值的倾向，最终导向了《活着》那种存在主义的极致：意义是后置的，存在乃第一要义。
这可能是刘邦以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个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