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所认识的黄永松

事实上我并不真的了解黄永松先生本人。

我只见过黄先生两次，一次是2013年在雕刻时光咖啡，其创办人来自台湾，他与同在北京的黄永松先生相识。有次黄先生去他家咖啡馆做客，印象中有一堆在京台湾人，包括著名茶人李曙韻，我也随着一位喝茶的朋友面见到黄先生。座中他了解到我在做家乡夏布的推介工作，印象中先生提到的几个词，一个是「真善美」，一个是「不忘初心」，后面这个词很快在中国官方的一些口号中被看到，以至于我闻之有些皱眉。

另一次是某年去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参加第九届国际绞缬大会，出高铁车厢时，瞥见黄先生一个人走在人群中，穿着他那标志性的有很多口袋的摄影背心，背着一个背包，匆忙如所有的南来北往的行者。我默默地在人群中看着他，直到出了闸口，看到迎接他的工作人员，才确认他也是来赶赴这次绞缬大会。

我一直对黄永松先生的定位是「中国的柳宗悦」，是「仍然活着的传奇」。当时我已经对「民艺」这个词尤其是日本民艺运动（Mingei Movement）有所了解。在杂志社任职时，我就一直关注民间手工艺的领域，并做了一些相关的专题内容。当时有个强烈的观点，即世界各国现代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对本民族手工业体系的整理与发掘，而且各个社会的现代性也从这一文化觉醒中建立起来_{（这一观点今天在翻查黄先生的采访报道中看到他有类似的论述）}。譬如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就诞生了「工艺美术运动」，这离不开威廉·莫里斯等人的工作。同样的案例还有德国的「德意志制造联盟」与「包豪斯」，以及法国的「ArtDeco」、日本的「民艺运动」、俄国的「至上主义」/「结构主义」运动等等，这些更多在艺术史中被铭记的文化运动，实际上以更为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到各国的制造业，所以当时我们做过「德国制造」的专题，就是从技术、质量与美学等臻于极致的德国工业品中去挖掘它的脉络。当时我已经读过柳宗悦的《工艺文化》、《民艺四十年》等书，对跟我们文化相近的日本，他们为什么在现代工业产品及其设计上做到那么优秀，有了一个可以说是源头上的找寻。譬如我发现柳宗悦提倡的民艺的几条原则中，有个很突出的「匿名性」，这在我看来是反西方的——西方向来讲究个性突出，很早就有著作权法，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绘画、音乐作品，自古以来都强调作者是谁，签名很重要，但民艺运动中的匿名/无名却是背道而驰，柳宗悦强调的是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且认为只有默默无名的人所生产的物品才具有神性——后来我了解到，这可能跟柳宗悦晚年所信仰的净土宗佛教有关：二战之后的柳宗悦有一本《美的法门》，强调的就是这种无意识造物的神性，且认为那就是美。

大致了解到柳宗悦及其民艺运动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自身，只能找到一位黄永松……也幸亏还有一位黄永松。

但我只认识那个符号意义上、作为象征人物的黄永松，而在生活中的黄先生，我并非其门下学徒、朋友，如上所述，我并不了解作为一个人的黄永松是怎样的。因此我所能谈及并纪念的，也就是那位用了一辈子的努力，去创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基因库」的黄永松，是一位我极其敬佩的伟大先行者，同时也曾经觉得略有遗憾的那种传奇。

出于当时的愚见以及孤陋寡闻，我彼时对黄先生所感觉到的遗憾在于，黄先生的努力，主要是民间手工艺的田野调查。他真真正正地用了一辈子奔波于民间社会，为一个个民间手工艺专题而进行持续多年的调查、研究、整理，并将其以出版物的形式，凝结成一本本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最终是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但实际上他更在乎的是「中国民间艺术基因库」。光是这种基础的、扎实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工作_{（与学院中那些所谓教授相比）}，就已经居功至伟，让人由衷敬佩了。然而我曾经觉得，与柳宗悦、格罗庇乌斯相比，黄永松似乎没有做太多理论上的工作，没能归纳出一个类似于「民艺运动」那样的学术理论，一种独属于东亚大陆的华文世界中的民间手工艺的学术体系及其风格体系。以至于在90年代以来我们狂飙突进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产品制造、工业美学，可以说是全然移植过来的_{（即所谓产业转移）}，缺乏本来的根基，无论是理论思想上，还是技术路径、生产方式上——当然，这种被更加先进的工业体系所覆盖的过程，有另一个很具有进步主义色彩、自由主义性质的名词来形容：全球化。但这种根基的缺乏，原因不在于他没做理论性工作（实际上他做了，当然做了），而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缺乏这种扎实的、老实的在地工作，或曰基础性研究——这在前几年所谓被掐脖子的国情风波中可见一斑。

在2013年一席的演讲中，黄永松提到解禁前他在香港的国货馆所采买的中国生产的地方产物，都会有一个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Made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他是说当时要带这些大陆物品去台湾，即中华民国，是要将这一标识除掉才可以的，但我却读出了另一层意味。就是香港设计师Benedict Leung在《更美好年代──手製文具創作筆記》中提到的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大陆出产的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有点半现代主义特色的产品。那个时候的大陆还未真正的现代化_{（或曰消费社会}），至少在生产技术、生产组织方面并没能跟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接轨，而只是从民国时期沿袭下来、加一点苏联式工厂化生产，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发动劳动人民的运动式大生产——简言之就是人多力量大的土法炼钢，很多产品其实是在熟悉传统工艺的老师傅指导下，以带徒弟的作坊式生产出来的，在我看来就是事实上践行了柳宗悦的「匿名化」制作出来的产品。这与后来的从珠三角开始的「三来一补」的模式发端，后来变成代工生产，对接西方现代消费体系的那种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是决然不同的。我想Benedict所欣赏的，是那种类似「前现代」的生产制造中，竟然暗含的一种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朴素审美，那是一种独属于社会主义的美学——事实上，柳宗悦的民艺思想就有极大的社会主义成分。曾经我所喜欢的服装设计师王一扬，在他自己个人的品牌「茶缸」中就强调过那一时期的素朴之美。彼时的所谓的工业生产，确实是服务于所谓「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_{（尽管当时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日常生活）}，而不像后来只是为了满足西方消费社会_{（包括后来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消费社会，且属于西方式或曰现代消费社会）}。某个历史时期，这个社会生产制造的物品具有自我的完整性，后来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体系中的所谓「生产端」，是缺乏自我主体性的。

我觉得黄永松也是这一审美及其价值观的秉持者。这从他一开始与朋友们创办《汉声》及其英文版前身《ECHO》中即可看出，后来他在一席的演讲中明白无误地归纳了几点_{（注意，我要自我打脸一下：黄先生并非没有体系性思维，他当然有理论原则，不然他怎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工作）}，除了「中国的」、「传统的」、就是「民间的」与「活生生的」。民间立场是黄永松从「愤青」的1960年代一直到矍铄老者的2020年代所坚持的立场，从来没变过。他从来不会去做那种精致的、华丽的、以彰显贵气为特点的事物，上层社会的、精英式的审美及其生活方式，是他与《汉声》不会去触碰的区域，这多少与1960年代兴起的嬉皮士运动，以及当时全球风起云涌的青年左翼运动有关。正如柳宗悦在年轻时多少受到1920年代的左翼运动影响相似，20出头的黄永松被朋友形容为Angry Young Man——事实上，全世界各国所有的工艺运动都与社会主义或左翼思潮相关：最早的威廉·莫里斯所提倡设计精美花纹布料应该同样服务于劳工阶级的每日生活，柯布西耶、格罗庇乌斯矢志于为工人设计建造廉价公寓，至上主义设计师们在苏俄革命政权中的努力工作，无一不说明这种联系。这种反精英化，认同民众、从底层出发，与精致华丽的上层阶级拉开距离的路数，其实在这几年掀起中国民间美食风潮的陈晓卿身上同样也可瞥见。

但在今天这是比较罕见的。在所谓「消费升级」中，我们其实已经忘记了，曾经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黄永松更喜欢待在大陆，而非他的出生地台湾的可能原因：大陆曾经的环境，更符合黄永松毕生的价值理念，也是他一生的志业之所系。事实上，黄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在汉声杂志的几位创办人中，主编吴美云从小生活在国外，英文比中文更像是她的母语，负责摄影的黄永松作为桃园出生的客家人能说客家话和国语，美编姚孟嘉则说闽南话和国语，加上后来从法国归来的悉淞，四个人中他属于在地性比较明显的那个，但从一开始他们就有着清晰的强调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彼时台湾还是中国（中华民国），即使1979年经历了所谓「中美断交」的巨大挫折，黄永松并没有漂移他的大中华立场——当然他也没有刻意去强化这一立场。他几乎从来不提台湾主体意识，虽然客观上他的工作促进了这一意识的觉醒。譬如1979年最早的《汉声》中文版，就用了几期专辑去追寻台湾人的根源：漳州、泉州、厦门，这些内容让台湾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独特性，可以说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就是在黄永松等人的工作中慢慢的建立起来的。提到大陆，他说的是「国内」，譬如说1987年前他们在台湾的中国人「是不能回国的」，将当时香港的国货馆说成「是我们国家在香港开设的」，提到台北万华的龙山寺，他说跟「泉州家乡的一模一样」。他反复提到他自己的姓氏，总是强调来自中原河南的堂号，以及族谱上的家训：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从他的语言中，你很难感受到他是一位纯正的台湾人。这在80年代之后的台湾社会中，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乃至显得有些落寞。在台北的「汉声巷」，曾经于马英九当政的时期热闹过一阵，到了蔡英文时代则人迹罕至，黄永松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阵脚所在，以至于2017年被蔡政府授予「总统文化奖」时，他坦言觉得「怪怪的」，甚至一度拒绝领奖。

而今他的逝去，就是那种理念的逝去——那种认为文化认同而非政治认同才更为重要的理念，一种基于文化而非血缘的共同体想像，矢志于此，且奋斗于此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台湾正在逝去，同样情况恐怕在海峡这边也是一样——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取代旧有的共同体想像，事实上在欧盟、在北美、在中东……在所有地区正发生着，这真的是无可奈何的悲伤之事。

一个标志性人物的逝去，就是某一整个世界的逝去。本来就不堪的所谓中国的民艺，怕是再也不会有他那样的心和力了。

（事实上我还没说到青年时期的黄永松，尤其是出现在纪录片《上山》中那个瘦高而帅气的小伙子，在披头士的《加州梦》音乐中与同伴们一起爬山的理想主义者形象，那样的台湾青年与今天逝去的谦谦老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历程，而作为我们这些受其感召的后人，从他毕生的路途中，到底能获得怎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里已经写不下了。以后如果有兴致，在另作小作文絮叨絮叨。）